这项根据STROBE框架报告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评估了围手术期护士的自我效能与终末处理操作表现之间的关联，包括手术室内的操作效率、规程依从性及患者安全指标。
研究文章
这项根据STROBE框架报告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评估了围手术期护士的自我效能与终末处理操作表现之间的关联，包括手术室内的操作效率、规程依从性及患者安全指标。
手术室终末处理操作对患者安全和感染预防至关重要，但护士的自我效能与终末处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仍缺乏充分研究。本项根据STROBE框架报告的前瞻性观察队列研究，探讨了围手术期护士自我效能与终末处理效果之间的关联，并分析团队协作和感知压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于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开展，分析样本包括207名围手术期护士。自我效能以连续变量形式表示，采用护理专业自我效能量表第二版（NPSES-2）评分；仅在描述性分析中保留中位数分割的高、低分组。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操作完成时间、规程准确率、安全依从率、文书完整性和设备准备时间。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手术部位感染率、患者满意度、护士压力水平和团队协作情况。较高的自我效能与更短的操作完成时间（18.3 ± 4.7 vs 26.8 ± 7.2 分钟，p < 0.001）、更高的规程准确率（94.2 ± 6.8 vs 86.4 ± 9.3，p < 0.001）以及更高的安全依从率（96.7 ± 3.4% vs 89.2 ± 6.1%，p < 0.001）相关。此外，高自我效能还与较低的手术部位感染率（3.2% vs 8.1%，OR = 0.37，95% CI：0.22 至 0.63，p < 0.001）和更高的患者满意度（8.7 ± 1.2 vs 7.2 ± 1.8，p < 0.001）相关，但因观察性病例分配及团队式围手术期护理模式，结果解释存在局限。在连续型多变量模型中，调整护士个体、任务分配及病例背景协变量后，NPSES-2评分仍独立关联于操作完成时间和安全依从性，且团队协作和压力减轻部分中介了这一关联。研究结果支持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发展干预措施，包括基于能力的培训、导师指导和组织支持，同时强调因果效应需通过前瞻性干预研究进一步验证。
手术室环境是医疗领域中最复杂且要求最高的场所之一，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患者安全、手术结果以及医院相关感染的发生率1,2,3。在这一高风险环境中，终末处理程序包括手术结束后实施的一系列全面操作规程，如终末清洁、设备去污、文书记录完成以及为后续手术做准备，这些程序是维持无菌环境和预防感染的关键因素4,5。尽管这些程序在保障患者结局方面具有根本重要性，但影响护士在这些复杂操作中表现的心理和个体因素仍缺乏充分理解，这构成了围手术期护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空白，尤其在中国医疗背景下尤为突出。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将自我效能视为理解医疗保健环境中专业表现的核心概念6,7,8。自我效能被定义为个体对自己组织和实施应对挑战性情境所需行为过程的能力的信念，已被证实是临床能力、患者安全指标以及职业成果的有力预测因素9。在中国的围手术期护理环境中，瞬间决策和对操作细节的严密关注往往决定了患者预后是理想还是出现不良事件。因此，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医疗体系中，理解自我效能在提升个人表现和推动组织质量改进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0,11,12。
现有文献已明确建立了护理自我效能与多种临床结局之间的密切关联，包括遵循循证实践、准确给药以及患者满意度评分13,14。采用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如护理专业自我效能量表）开展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信念较强的护士在临床决策、遵守安全规程以及应对复杂患者情况方面表现更优15,16。然而，针对中国手术室环境中护士自我效能信念与终末处理操作表现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仍极为有限。这一研究空白尤为令人关注，因为若能有效实施终末处理流程，可使医疗机构相关感染减少高达99%，并显著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率、患者住院时间及中国医疗体系的整体医疗成本3,4,5。
多项研究探讨了影响手术室环境中护士表现和错误率的因素，系统性综述指出，沟通是影响表现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培训与监督质量、物资和设备资源以及组织结构因素17,18。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始终被确认为护士能力与自我效能的重要预测指标，拥有更高学位和更丰富经验的护士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评分和更优的临床结局15,19。此外，团队协作被认定为个体能力与患者结局之间关系的关键中介因素，有效的团队沟通与协作能够缓解个体表现差异的影响，从而促进整体结局的改善20。
终末期护理操作的复杂性要求护士在高压力、时间紧迫的环境中，将技术熟练度、感染控制规程的全面知识、高级时间管理能力以及协作技能无缝整合21。这些多方面的挑战表明，护士对其自身能力的信心，即自我效能信念，可能显著影响其在多个领域的表现结果。此外，新兴证据表明，多种组织和个人因素，包括团队协作的有效性、教育背景、经验水平、工作场所支持结构以及压力管理能力，可能在自我效能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2。
因此，本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的目的并非检验某种因果干预措施，而是以更高的方法学透明度，探讨在常规手术室实践中，围手术期护士的专业自我效能是否与终末期处理操作表现及患者安全指标相关。由于护士分配、病例组合、专科领域、手术室及团队构成本质上具有非随机性，本研究在主要推断中采用连续的NPSES-2评分，仅将自我效能分组用于描述性呈现，并在估计关联性时纳入护士层面、分配层面和病例层面的协变量。我们进一步将团队协作和感知压力视为可能的解释路径，而非因果中介作用的证据。通过将自我效能置于基于团队的围手术期护理实际操作环境中，本研究旨在识别可用于质量改进的可调整的专业和组织干预靶点，同时避免将手术部位感染等多因素导致的结局过度归因于任何单一护士特征。
访问受限。请登录或开始试用以查看此内容。
本研究获得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2025 研究第 0660 号），并依照《赫尔辛基宣言》、《良好临床实践指南》以及中国医学研究伦理法规进行23。所有参与者在充分了解研究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数据保密措施以及其有权在任何时间无惩罚地退出研究后，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研究设立了数据安全监查委员会，以在数据收集期间全程监督研究实施过程及参与者的安全。
研究设计与研究环境
本研究采用单中心前瞻性观察队列设计，在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为期24个月的时间内，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开展，该医院为一家大型三级甲等医疗机构。报告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规范》（STROBE）框架。选择参与机构的依据包括：年手术量超过12,000台，涵盖多个外科专业的完善围手术期服务体系，具备标准化记录流程的成熟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以及在护理研究项目中的持续投入。在研究期间，手术室终末处理由巡回护士、器械护士、麻醉人员、外科医生及环境服务人员按照统一的检查清单在标准化手术室单元中执行。常规人员配置模式为每个正在使用的手术室配备一名巡回护士，并根据手术复杂程度额外配置器械护士或专科支持人员。因此，护士与患者的接触被定义为以手术病例或终末处理事件为单位，而非以持续的个体护士-患者比例计算。在整个24个月研究期间，通过保持机构终末处理流程不变、每季度开展员工复训、每月进行评分者间一致性校准，以及持续检查清单执行情况，确保了时间上的一致性。这些措施旨在提高可重复性，并减少观察期间工作流程中的时间相关变异。
参与者与招募
研究人群包括在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围手术期环境中工作，并直接负责终末处理程序的注册护士。通过科室宣讲、信息说明会以及个别招募会议进行招募，以确保涵盖不同班次和外科专业的人员。共邀请了232名符合条件的护士，其中12名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前拒绝参与，220名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并被纳入研究，207名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评估，并且具有完整的结局数据链接，构成最终的分析样本。未纳入分析样本的13名已入组护士中，包括8名自愿退出者、3名因长期病假者以及2名调至非围手术期单位者。
纳入标准包括：（1）在手术室或围手术期服务部门担任注册护士并处于在职状态，且工作时间不少于六个月；（2）在日常工作中直接参与终末处理操作；（3）在完整的24个月研究期间内具有齐全的绩效与结果数据；（4）愿意参加自我效能评估及随访评价；（5）具备足够的普通话语言能力，能够完成研究相关量表的填写。
排除标准包括：（1）未被稳定分配至研究单元的临时、轮岗或代理护士；（2）担任管理、教育或研究职务而无直接临床职责的护士；（3）数据不完整或缺失关键变量超过所需测量值的10%；（4）目前正在参与其他可能影响终末期处理操作表现的研究项目；（5）在研究期间休长假（>30天）。
采用 G*Power 3.1.9.7 进行功效分析，设定条件为双尾独立样本比较，α = 0.05，功效为 80%，组间分配相等，预设中等效应量（Cohen's d = 0.40）。所选效应量相对于同一机构前期对 25 名围手术期护士获得的试点观察结果较为保守，且符合 Cohen 提出的在行为与绩效结果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小到中等差异的标准。该计算得出所需总样本量约为 200 名护士。我们设定招募目标为 220 名护士，以应对可能的失访及结局数据缺失。最终分析样本包含 207 名护士，超过主要分析所需的最小样本量，且足以支持计划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模型包含少于 20 个自由估计参数，因此每个参数对应的观测值超过 10 个。
结局指标与数据收集
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第2版（NPSES-2）作为测量护士自我效能信念的主要工具。在经过前向翻译、回译、双语专家评审及小规模认知测试以确认其在围手术期护理实践中的语义等效性后，采用了中文版本。该经过验证的7条目量表通过安全的在线平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开展的结构化评估会话期间进行施测。该量表从两个理论推导出的维度测量自我效能感：护理实施能力（4个条目）和专业效能（3个条目）。条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总分介于7至35之间。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信念越强。在评估过程中，若出现未完成的NPSES-2条目，将立即进行核查；若仍有条目缺失，则视为量表填写不完整，该受试者将被排除在需要总分的分析之外。
该量表在我们的样本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Cronbach's α = 0.89，并已在不同护理人群中得到广泛验证，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和重测信度（r = 0.87）。在正式收集数据之前，于邵逸夫医院开展的一项涉及25名护士的预试验研究，证实了该量表适用于中国围手术期护理情境，并确立了最佳施测流程。
主要结局指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定义、中国医院感染监测标准以及各机构终末处理政策，从电子健康记录、直接观察评估、标准化绩效监测系统和本研究设计的审核表中提取。在数据收集前，已预先规定操作性定义和评分基准。观察核对表涵盖操作的启动与完成、环境清洁顺序、设备去污、个人防护装备使用、化学品处理、文件记录要素以及病房准备就绪的确认。评估人员在独立开展数据收集前，均完成了标准化培训、实践观察和认证考核。为提高不同机构间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已将核对表的评估领域及代表性评分标准纳入研究记录。
操作完成时间定义为从记录的终末清洁开始时刻到下一手术间准备就绪的最终确认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其中终末清洁的开始时刻定义为指定护士或终末处理团队在患者离开后开始首次术后清洁或去污操作的时刻。时间以分钟为单位，使用同步的数字系统和标准化的时间-动作流程进行记录。通过双人观察15%的操作过程，建立了观察者间的一致性可靠性。预先标记并从主要时间分析中排除了发生紧急中断、计划外设备故障、隔离病房转换以及需要非标准环境去污的情况；敏感性分析则保留了这些病例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操作准确性评分采用全面、标准化的100分制检查表，评估对既定终末清洁和处理流程的遵循情况。该检查表由一个专家小组制定，小组成员包括围手术期护理负责人、感染防控专家、麻醉科代表以及质量管理相关人员。检查项目基于机构政策、中国卫生部标准及国际感染防控指南，并通过两轮共识流程进行优化。各项目的内容效度由专家评分进行评估，相关性或清晰度不足的项目在数据收集前进行了修订。评分由经过培训的研究助理使用结构化观察表完成，通过每月校准会议保持评分者间信度，组内相关系数达到0.91。
安全合规率通过包含25项内容的安全检查清单来衡量，评估在个人防护装备使用、化学品处理、锐器与废物管理、环境安全实践以及应急准备确认等方面对安全规程和感染预防指南的遵守程度。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白班、晚班、夜班、工作日及周末等不同时段安排观察。研究人员告知护士在研究期间将进行常规审计，但未告知具体的观察时间。仅在必要时使用摄影记录进行环境或设备准备情况的核实，且照片不包含患者面部、患者标识信息、工作人员标识信息或受保护的健康信息。图像存储于加密的机构服务器上，仅限授权的研究人员查看。
文件完整性评估了在机构规定的时间窗口内，准确完成所有必需的终末处理文件要素的百分比。所需要素包括终末清洁开始时间、终末清洁完成时间、消毒剂或去污确认、设备就绪状态确认、房间状态、责任护士标识、适用情况下的异常记录，以及电子签名确认。完整性定义为所有必需要素均存在，而准确性则定义为所记录要素与审核记录或电子时间戳之间的一致性。文件质量由独立的护士评审员进行评估，评审员对参与者的自我效能评分设盲。
设备准备就绪时间是指从清洁程序完成到最终设备检查确认之间，完成设备准备并验证其功能正常所需的时间。验证过程采用按专业制定的准备就绪检查清单进行标准化，清单内容包括开机确认、报警与安全检查、设备定位、所需耗材的可用性、灭菌或去污状态，以及功能就绪的文档记录。设备特异性标准由围手术期护理负责人与生物医学工程人员在研究开始前统一制定。次要结局指标采用了由医疗保健改进研究所制定并针对中国医疗环境调整的经验证测量工具。
手术部位感染率通过系统性回顾感染监测数据库和患者病历资料确定，纳入术后30天内发生的感染，依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国家医疗安全网络定义及中国医院感染监测标准。感染数据由对NPSES-2评分设盲的感染防控专业人员进行核实。由于围手术期护理为团队协作模式，患者结局不归因于单一名护士。在病例层面的关联分析中，暴露变量根据电子手术室人员排班记录，分配给索引病例术后终末处理文件的主要巡回护士。若某次终末处理记录中有多名符合条件的围手术期护士，则在敏感性分析中采用所记录护理团队的平均NPSES-2评分。患者结局的统计模型纳入了机构记录中可获取的病例背景协变量，包括外科专业类别、手术类型、手术室、班次、手术时长、急诊状态、伤口分类以及患者风险指标，如年龄、糖尿病、体重指数分类和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体格状况分级。上述方法旨在减少因医护人员和病例非随机分配所导致的混杂偏倚，但在观察性研究中仍无法完全排除残余混杂因素的影响。
患者满意度评分基于针对围手术期护理的标准化患者满意度调查条目得出，评分采用1–10分制，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并已针对中国患者进行适应性调整。调查在患者恢复后、临床状态稳定且能够提供有意义回答时进行。研究医院的常规成人临床实践通常根据麻醉医师的判断给予术前抗焦虑和镇静处理，而非统一采用高剂量遗忘方案；因此，对于在与手术室护士进行有效交流前已有记录的深度镇静、术后谵妄、认知功能无法作答或回忆不完整的患者，均排除在满意度关联分析之外。儿童患者不纳入患者满意度分析，儿科手术室数据仅用于护士层面的绩效结果评估。术中实施的区域麻醉和脊髓麻醉被记录为背景变量，因为清醒状态下患者与护士的互动可能与在手术室外实施阻滞的情况存在差异。
采用经过验证的10项《感知压力量表-10》（PSS-10）评估护士的压力水平，该量表用于测量过去一个月内的主观压力体验，并已针对中国医护人员进行了翻译和验证。压力评估每季度进行一次，在预先规定的两周时间窗口内完成，涵盖工作日和周末班次，并避开长假后的第一天。记录评估时间相对于班次模式和高强度外科手术期的关系，以便在敏感性分析中考虑时间上的工作负荷影响。
团队协作评分采用“关于护理决策的协作与满意度”（CSACD）量表，该量表通过1至5分制评估多专业团队协作的有效性感知。该量表通过双语审阅、专家对内容等效性的评估以及预试验施测，针对中国围手术期团队动态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团队协作通过自我报告和同伴提名两种方式进行评估。同伴提名通过安全的调查链接匿名收集，仅以汇总形式报告，且不向主管披露，从而减少社会期许偏差和层级偏见。
通过标准化问卷、人事记录审查和手术室信息系统收集了全面的人口统计学、职业、任务分配和背景数据。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护理工作年限、手术室工作年限、专业认证、工作排班模式、雇佣状态、外科专业任务分配、手术室位置、手术类别、班次、病例持续时间、伤口类别、急诊状态、工作负荷强度、人员配备短缺情况，以及参与继续教育、导师指导或组织支持项目的情况。这些变量用于探讨与非随机人员分配和病例复杂性相关的混杂因素及调节作用。
数据收集流程
数据收集遵循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4个月观察期内始终如一实施的系统性方案。研究人员接受了数据收集流程的标准化培训，并通过现场实践考核和评分者间信度测试获得认证。采用具备内置范围核查和一致性算法的电子数据采集系统，以尽量减少数据录入错误并确保数据质量。
参与者在医院的私人会议室中按计划进行自我效能评估，研究团队工作人员在场解答疑问，同时确保评估的完整性。研究期间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持续收集绩效结果数据，以确保涵盖不同时间段、工作日以及手术类型。
为避免潜在的观察者效应，在进行结果评估期间，数据收集人员对参与者的自我效能评分保持盲态。研究期间，随机抽取20%的观察样本进行双重评估，以监测观察者间的信度，并每月开展偏移分析以维持测量的一致性。人员配置分配记录由手术室信息系统独立提取，并在结果评估完成后进行关联，从而在直接观察过程中保持盲态。
统计分析计划
统计分析使用 SPSS 29.0 版本和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的 AMOS 29.0 版本进行。所有分析均遵循在数据收集前预先制定并在中国台湾邵逸夫医院研究办公室注册的统计分析计划。修订后的分析描述明确指出，NPSES-2 在主要推断中被视为连续型暴露变量。基于中位数划分的高自我效能和低自我效能组仅保留用于临床解释。可重复性细节已扩展，以明确模型类型、协变量模块、自举重复次数以及多重比较的分母。
数据准备包括使用四分位距法和马氏距离进行全面的离群值筛查，采用Little的MCAR检验评估缺失数据模式，以及通过Shapiro-Wilk检验、Q-Q图和直方图检查来评估分布假设。所有变量的缺失数据均低于5%，采用多重插补法处理，共生成20个插补数据集。插补模型包括NPSES-2总分及各子量表得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总护理经验、手术室工作经验、专科认证、排班模式、手术专科、手术室、手术类别、病例持续时间、伤口类别、急诊状态、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团队协作评分以及压力评分。
组间比较仅使用样本中位数 NPSES-2 得分 25.1 进行描述性对比，而非作为主要的推断分析方法。对于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参数数据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根据 Cohen 的标准计算效应量。由于将连续变量二分化可能减少信息量并产生人为的分割界限，所有回归分析和中介分析均将 NPSES-2 视为连续变量进行建模。
对于正态分布的变量，相关性分析采用皮尔逊积矩相关，对于非参数数据则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并通过10,000次自助法重复抽样计算95%置信区间。多元回归分析用于考察连续型NPSES-2评分与结局指标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整护士层面的协变量以及与分组相关的病例背景协变量。护士层面的协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总护理工作经验、手术室工作经验、专科认证情况和排班模式。分组与病例背景协变量包括外科专科、手术类别、手术室、手术时长、伤口类别、急诊状态、工作负荷强度以及可获得的人员短缺指标。通过残差图、杠杆统计量以及使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来验证模型假设。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预先设定的中介假设，即团队协作和压力水平在持续自我效能与终端操作表现之间的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理论依据在于，较高的感知能力可能促进更有效的团队沟通，并在复杂的终端操作任务期间降低感知压力，这两者均有助于提高操作过程的可靠性。该模型包含从NPSES-2到终端操作表现的直接路径，从NPSES-2到团队协作和压力水平的路径，以及每个中介变量到终端操作表现的路径。根据具体情况，模型中将年龄、教育程度、手术室经验、专业认证、轮班模式、外科专业分布以及病例复杂性指标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拟合度通过卡方统计量、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5）、Tucker-Lewis指数（TLI ≥ 0.9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 0.06）以及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 0.08）进行评估。
主要模型参数的统计学显著性设定为 p < 0.05。在预先指定的结局类别内部应用了邦弗罗尼校正。对于五项主要的终末期操作结局，校正后的阈值为 0.05/5 = 0.010。对于次要的患者和护士相关结局，校正后的阈值为 0.05/8 = 0.00625。对于按经验分层的描述性比较，校正后的阈值为 0.05/4 = 0.0125。效应量的解释采用科恩（Cohen）的惯例，由于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且可能受到医护人员和病例分配中残余混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临床解释时需谨慎对待。
访问受限。请登录或开始试用以查看此内容。
研究流程与参与者特征
研究共招募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20名围手术期护士，在接触的232名符合条件的护士中，有12人拒绝参与。共有207名护士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评估，并提供了完整的结局数据用于分析样本，占入组参与者的94.1%。未完成研究的主要原因包括自愿退出（n = 8）、长期病假（n = 3）以及工作调动至非围手术期科室（n = 2）。完成者与未完成者在基线特征方面未观察到显著差异（所有 p > 0.20）。完整的参与者流程详见图1。
最终的分析样本在关键的人口统计学和职业特征方面具有代表性（表1）。参与者的年龄范围为24至58岁，平均年龄为35.2 ± 8.4岁，其中大多数为女性（81.2%）。教育背景以学士学位为主（67.1%），其次为文凭课程项目（20.3%）和硕士学位教育（12.6%）。手术室工作经验平均为8.7 ± 6.2年，范围从6个月到28年不等，反映出该样本涵盖了从职...
访问受限。请登录或开始试用以查看此内容。
本研究全面探讨了手术室环境中护士的自我效能与终末处理结果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个体心理特征与临床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关系6,9,24。研究结果表明，护士对其专业能力的信心与多个临床绩效维度相关，包括操作效率、规程遵循以及安全合规性8。在描述性自我效能组之间观察到的操作完成时间相差8.5分钟，这一差异在操作层面可能具有实际意义，但只有在排班、人员配置、手术室分配和后续手术安排允许有效利用节省时间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提升手术室效率。该解释与手术室管理领域的文献一致，后者强调，除非与资源分配和排程决策相结合，否则较短的周转时间或操作间隔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效率提升25,26。因此，表2中报告的较大效应量应被理解为一种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解读的关联关系，而非证明仅凭自我...
访问受限。请登录或开始试用以查看此内容。
作者声明他们与本研究无任何利益冲突。
| 姓名 | 公司 | 目录编号 | 评论 |
|---|---|---|---|
| AMOS | IBM | Version 29.0 | 结构方程建模软件 |
| 协作与护理决策满意度评估工具 | 不适用 | 不适用 | 团队协作评估工具 |
| G*Power | Heinrich Heine University Düsseldorf | Version 3.1.9.7 | 功效分析软件 |
| 护理专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第2版 | 不适用 | 不适用 | 护士自我效能评估工具 |
| 感知压力量表-10 | 不适用 | 不适用 | 感知压力评估工具 |
| SPSS Statistics | IBM | Version 29.0 | 统计分析软件 |
申请许可以重复使用本 JoVE 文章的文本或图表
申请许可